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，显然这个民心与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下的民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。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下，是先以民意取天下，再以民心稳民意，维持天下。民心所向，与我们日常生活中，两人间的心之所向，是一样的。

心有所向，意有所属，即心意。比如母亲之于孩子，母爱向着孩子，可是其意则并不一定如此。何意？心是一种宏观的背景，其左右着意的表达，这个意往往是与心联系在一起的。就如母亲爱孩子，他希望孩子在某件事情上，按照她的意见或意愿去做，可是这个意见和意愿的出发点，是心之所爱。此时，就算孩子并没有按照母亲的意见或意愿去做，通常并不会冲击到母爱的力度及所向，充其量，不过打是爱，骂是亲罢了。

显然，在西方自由民主制度下，取天下的第一步，实则是一个相亲的过程，整体是一种对资质的评价+印象分加成，是一种相亲+结婚+恋爱的过程。而古语“得民心者得天天下”，则更多是一种相识+恋爱+结婚的过程。从相亲走进婚姻，就是一种意向的制度化，此时就不是想退就能随便退的，其有一定的稳定期。也正因这种稳定期的有限性，使得为政者需要不断评估民意，以期在恰当的时候，能够继续维持这段婚姻。

而反之，民众也是在走一步看一步下，观察这段婚姻。此种情况下，容易相互挑刺，就看相互之间诉求的依赖性了，这其实还是一门生意。而得民心者得天下，是此前已经历了这段相识相知的历程，一开始就是奔着天长地久、海枯石烂去的，其往往有着高度的稳定性，更有着爱屋及乌的禀赋，民心往往会主导民意。即你想做的事情，对方会尽量帮你达成，即便是有些问题也是如此。关于这一点，在老毛身上显现得可谓淋漓尽致。

当然，也可以是先结婚后恋爱，最后白头偕老，这大抵是从民意至民心的过程了。为何会有？还是在相识相知的过程中，把民意沉淀为了民心。那何为民心呢？民心 ，并不是一个什么抽象的存在，急民所急，想民所想，归结起来，不过民生二字。当然，民生也讲究个轻重缓急，民之厚生，则是民心所向。

在实践中，不仅仅要为民心之民生，更要使民心明白谁为了这民生，是看得见的民生。否则，就像恋爱一般，明明是为了对方好，可是对方却无法理解或者不知道，那就往往容易一头热了。有了这个基础，很多事情，就能不为而为，为之自成。

比如港府这次的“逃犯条例修订”，为何会这么难，会被所谓的民意阻挠？这其中，当然不能否定有反对势力的挑拨、组织、抵制，可是本届港府就真的取得民心了吗？就真的有一系列看得见的民生表现了吗？没有这个，这样的挑拨能发生作用，就也不是怎么奇观的事情了。然而，这就真的是港府的问题吗？实际上，这是目前西方自由民主多党执政体制下的一个通病，万事需要一个过程，亦有一个背景。

人们最好的方式，是先相信一个政党，然后再相信一个人或一届政府，而不是反之。且谁能不犯错呢？犯了错，就要被抛弃，这样的民心又有什么好去争取的呢？可是多党执政体制，就往往会破坏这个机制，西方也基本上没有什么政党是代表最广大人们的根本利益。

即它没有在最大限度获得民心的基因，一个政党也没有足够的时间及制度安排去得民心，这个民心会导致其就算犯了错，甚至大错，依然可以取得民众的信任，这个机制会保证其依然有机会去纠正这些错误。也就是说，一个有着长远政治目标的政党，为了自己的政治理想，也不应该去搞那个什么多党执政，除非被民心所抛弃，在此之前坚定专政，否则何谈长远之目标。即专不专，自己的事情，让不让专，民心的事，不过各自坚守本分罢了，都当倾力而为。

反过来，如果这个政党真的是为最广大人民的政党，并为之的政党，那就算是多党执政，最后也还是一党执政的局面，只是其难度要高出一党执政很多，这是客观现实。那一个真正有理想的政党或执政者，为何要这样去为难自己呢？专政就专政了，有何不可？不可的，尽管来取政，各凭本事，无需多言。

如此想来，港府逃犯条例修订的艰难，实则有着深刻的制度基因，这样的事情，在内地是不可想象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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